2017年8月26日，江汉大学和武汉市博物馆在江汉大学联合召开第四次“近代武汉城市史”课题研究推进会，会议由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主持，课题相关人员参会讨论。
会议对“近世武汉城市史”目录大纲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各分卷负责人分别就上次会议专家意见的修改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对其它各分卷负责人的修改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根据专家意见，王肇磊对“明清卷”大纲进行了修改。第一章中将“武汉、汉阳城池的兴筑”放在第一节，“汉水改道，汉口的兴起”放在第二节，第二章增加了“三镇商业网络的发展”，后面的三节合为一节；第四章中“城市经济的复苏”改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复苏”，第五章“清代中期武昌、汉阳的发展”和第六章“清代中期汉口的发展”合二为一；第六章中将武昌和汉阳的人口情况合并写作。
参会人员对明清卷的修改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卫东认为，就第十章“城市意象”而言，开埠前夜的“前夜”二字要抓准，要把“近世”和“前夜”的特征予以明确表达。“明清卷”应该有个总结性的内容，一定要说明武汉在近世之前的特征：第一，武汉三镇在何处体现出了近世的特征，在此要进行总结。武昌当时胡林翼作为改革派经营改革，其主持的改革与鸦片战争以来开明官僚的改革一脉相承，如改漕运为海运，甚至可以追溯到魏源、龚自珍他们的改革，内部酝酿在旧传统体制下有变动的趋势和要求，也有旧知识体系下的改革行为，其二由于本身商品经济的发展，汉口所孕育的近世特征。而武汉三镇的汉阳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特征，只是部分有变化，更多的时候武汉三镇仍然处于分离状态。因此，要勾勒城市这个意象作为近世的特征，同时说明该时期随时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周德钧认为“城市意象”表达不确切，如文学意象中的“符号”“主题”“标志”等，可以表述为“开埠前夜的社会风貌”。李卫东指出“意象”用于“城市文化”和“城市规划”中较多，建议使用“特征”。
涂文学认为，“明清卷”的中心在于凸显这一时期武汉的“前近代”特征。其核心是城市已有近代的因素，有不少与中国传统城市所不同的另类特征，在人口、社会、文化、城市治理等诸多方面已有所体现，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因此，整个明清卷要凸显这一层意思，设计章节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个中心意思。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形成”中，武汉的格局和传统的城市不一样，传统城市（武昌、汉阳）设计周正，而汉口的布局完全出于有利于发展商业，是沿河布局的扇形布局，就是地方史书说的“眠帚”型布局。第二章要注意凸显与武昌汉阳等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功能，即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的内容都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论述，可以和其他的城市作比较，也可以三镇之间互相比较。建议仔细阅读斯波义信的《中国都市史》以及罗威廉两本关于汉口的书。
“晚清卷”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从城市史的叙述角度，注重城市结构功能转变的特点，城市功能的变化，城市结构转型变革的特征。第一章“汉口开埠”第二节中“从酝酿到实施的过程”主要凸显武汉，不是简单的历史叙事，要体现出武汉城市的地位、影响功能。第三节对江汉关的介绍不是简单地作为海关的介绍，而是突出其经济贸易甚至城市管理的综合管理职能的特点，对于武汉贸易转型，城市经济功能的转型的重要意义。第二章的标题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设计为“贸易转型：从国内贸易到中外贸易”。涂文学认为，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2个统计口径，间接贸易量大。为什么那时候汉口能成为东方芝加哥，达到历史的高度，而现在达不到呢？就是因为汉口当时跟国际市场的联系紧密，较我们现在更紧密。刘庆平认为，华洋互市和中外贸易是一个概念。李卫东建议应改为“从转输贸易到华洋互市”，揭示从内陆贸易到内外贸易都有的贸易转型。刘庆平认为第十章第二节中“新媒体”一词要谨慎使用，要适合当时的语境。
涂文学指出，学术界对晚清时期的武汉已有较多研究，但有两个问题仍需突破。一是突破传统的观点。从城市史视角介入进行研究，如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对武昌首义的研究，要着重研究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给城市带来的影响；二是要尽量避免大而化之的弊端，对有些问题如城市功能转型等问题要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挖掘新史料，多做定量分析。要学习借鉴《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写作思路，将这一时期的基本史实脉络写清、说透。如第四章中谈租界的历史作用时，“多元化与多重性”太过笼统，无法反映租界对城市的影响，应主要从租界对城市空间的分割、租界对城市规划、城市市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来看其对城市的双重作用。第十章中，有关张之洞时期工业和教育的研究很多，要充分深入挖掘已有材料，在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个案研究，特别是汉阳铁厂、职业教育等方面。第十二章中着重描述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在武汉爆发的必然性，城市给它提供的革命因子、城市新的政治生态。辛亥革命发生是因为新的政治生态、新的文化语境、新的舆论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卫东对“民初卷”修改情况进行了具体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依旧保持原貌，没有合并。第一章主要说明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与城市地位的确立，主要阐释民主共和政体不成熟，立足于民主管理的初创与城市管理的关系。第二章主要分析民主政治存在的不足，辛亥革命后革命者形象的迅速下滑，第三章更新不大。第四章合并之后内容有所减缩，主要说明革命的双重效应：战争对城市带来的影响，革命因为制度革新带来的影响。第六章主要涉及社会治理重组、商人集团、将军团的诉求等内容，尽量淡化政治史色彩。第七章主要为首义精神的、文教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重镇以及中共早期组织。第八章的内容主要截止至1926年12月，故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涂文学指出“民初卷”的关键词是“过渡”。民国初年在武汉城市史上实则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是晚清发展高峰的延续，贸易、工业、教育等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民国中期比较优势丧失的特征开始逐步显现，尤其是政局不稳对城市现代化的影响较为明显。在章节设计与内容写作的时候，要充分把握“过渡”这一主要特征。具体章节的意见主要为：
第三章“中央军政府与武汉临时首都地位的确定”中“临时首都”的提法值得商榷，实则当时并无此种说法，建议修改。这一时期，一种有趣的现象值得深思和关注。一是辛亥革命后城市市政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官进民退”现象；二是辛亥革命后城市工商业发展中的“官退民进”现象。一退一进或一进一退，反映民初时期武汉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景。弄清个中原因，对民国中期武汉历史发展走向很有意义。
第五章建议分成两章，人口、职业、社会组织单独列为一章，文化与大众娱乐作为一章。本章中要加入城市治理中的“官进民退”现象。这一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方面的主导意识、主导行为、主导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城市治理中的官民互动、制约、牵制等现象亦极为突出。第六章题目建议改为“政局纷争：派系斗争与城市社会乱象”，内容应设计为四节，一节为政局更迭，一节为将军团，一节为两段、王占元及武昌兵变，一节为直系萧耀南与二七惨案。在进行具体写作时，要跳开政治史的传统叙述框架，将政局乱象与城市发展有机架构。
第七章可设计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教事业的基本情况，重点是大学与高级中学，二是新式社会团体组织，三是新思想、新思潮的传播，四是中共早期组织。第八章的内容依旧要延续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北伐，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宏观描述，三是定都之争。重点要从城市史的视野主要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实力的原因来阐释武汉为什么在定都之争中输给了南京。
涂文学对民国中期卷的修改情况进行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稍有变动，第一章的视野稍微放宽，增加了“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第二章则增加了“建设给军事让路”一节内容，主要揭示在政治因素强化的态势下，城市功能的变化趋势。第八章和第九章内容分开，第八章专门谈人口问题，第九章落脚于政府主导的市政格局中商人及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中，商人和市民完全没有话语权。主要体现在城市治理中官民关系的连续性：从明清时期的“官民合作”到晚清时期的资政色彩浓厚再到民初的“官退民进”直至民国中期的社团民众被彻底无视。
刘庆平对民国后期卷的修改情况进行了说明。第九章和第十章合并，景明大楼事件放在美国文化的渗透。有关“武汉学运、工潮及各界爱国人士的和平活动”的内容放在第十章。涂文学指出光复时期长期以来是武汉城市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研究空白很多。目前的档案资料极为丰富，建议武汉博物馆安排专人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湖北省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涂文学建议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第十一章中可加入中共对解放后武汉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的设想和论述，可增加全书的亮点。
会议通报了开放性课题申报情况。会议指出各分卷主编要与相应申报者进行联系，指导其按照大纲及相关会议精神对申报书进行修改，确保研究体例与课题写作要求与风格保持一致。会议明确9月10日之前各分卷主编报送大纲定稿，并确定各章节撰写人员名单。
会议建议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召开“近世武汉城市史”研讨会，参会人员主要包括作者、相关专家及档案馆、图书馆等部门的人员。研讨会可安排，一是主编专场，五位主编谈编撰设想、体例，二是史料专场，邀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省市图书馆、省市档案馆介绍有关武汉的档案史料。三是作者专场，每卷两个作者就具体写作情况进行交流讨论。
